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应囿于自身领域内思考问题，而应在比较的视野中作出相应的评判。在与马克思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思想家及其派别中，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差异及纠葛尤为错综复杂。认真梳理这段思想史，对于理解马克思所实现思想变革来说，既有思想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原貌及其实质
以往研究中关于蒲鲁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较为简单，只是给它贴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互助论”和“无政府主义”等“标签”，忽视了其本身的整体性、独特性与复杂性。认真梳理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的相关论著，不难发现他们有着远大的理论抱负，即整合与超越当时的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从根本上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蒲鲁东主义可被划分为系列辩证法、社会经济学和社会革命理论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系列辩证法既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又是社会存在的原则，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是一个从分工到人口的经济矛盾体系，只要实现了价值的构成，就能够解决全部的经济矛盾及作为其现实表现的社会贫困。解决贫困问题是社会革命的真正使命，只有把包括分工、机器、竞争和所有权在内的全部经济力量组织起来，才能实现社会产品的直接平等交换和构成价值（综合价值），才能完成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革命的完成。只有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后两者根本不具有政治能力，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和解。社会革命完成后的理想社会形式是超越私有制和共有制的“自由”或无政府状态。
蒲鲁东主义的产生，是与18～19世纪的法国国情相适应的，它是当时的资本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和私有制批判思潮，同占主导地位的落后小农生产方式之间矛盾的产物。这种进步理论同落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一方面提出要捍卫法国大革命后获得土地的农民、小的所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徘徊于有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中间，既迷恋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财富并将其视为改变社会经济组合形式的基础，又极大地同情底层民众因绝对贫困而遭受的巨大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的定性即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极为准确的。这种定性不全是批判，还有小部分的肯定：作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的解释者，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做过一些“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酝酿着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交锋与论战
在由“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初期，出于在关注物质利益问题、批判政治经济学和以实现人的自由为目标等方面的一致性，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给予了褒扬。马克思把蒲鲁东对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私有财产的首次有决定意义的考察，称作一种能够引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使之有可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蒲鲁东主义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正确认清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只是在异化范围内克服异化；系列辩证法不过是对黑格尔观念论方法的直接套用，用思维的过程代替各个单独的思想。在此后的思想进程中，马克思论证出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实践。而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者则醉心于经济范畴的重合组合，以“用文火烧掉私财”来代替暴力革命。再加之蒲鲁东主义在德国的传播甚广，引发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马克思开始全面批判蒲鲁东主义。
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蒲鲁东主义的立论要点在于通过描述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所处的经济矛盾体系，来阐明构成价值理论的合理性与实践性，为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直接平等交换提供理论依据。只要推翻了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蒲鲁东主义关于工人运动与暴力革命无效性的论断便不攻自破，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会随之消除。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实现了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整合，从而标志着其新世界观的首次公开问世。囿于传播渠道受限和出版商的因素等，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的首次全面批判尽管立即产生了实际效果，但并未彻底清除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相反，蒲鲁东主义在19世纪50～70年代的影响力遍及欧洲主要国家，“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马克思在其思想锤炼的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及其哲学方法、社会主义学说的维度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持续二十年的全面清算。随着《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问世，马克思的学说被工人阶级普遍接受并获得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力。相形之下，蒲鲁东主义则日渐式微，在日耳曼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被遗忘并由马克思学派的著作所代替。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启示和当代意义
观照社会和历史的方式决定着马克思和蒲鲁东主义者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理解程度。唯物史观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度是蒲鲁东主义的系列辩证法所不可比拟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相应地要强于蒲鲁东主义的相关学说。缘何马克思在首次全面批判蒲鲁东主义时，没有彻底清除其影响力？究其根源，与当时他们各自的宣传策略和工人阶级的理论水平直接相关。19世纪50～60年代，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但极度贫困的处境使得迅速改善生活状况在工人阶级那里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导致这种贫困状况的因素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接受教育程度的低下，使得工人阶级在当时无法理解私有制和劳动的对立、其所属阶级的革命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这就造成了蒲鲁东主义所宣扬的“财产就是盗窃”“消灭所有权”之类的简单直观的口号，要比广袤深邃的理论更易于被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对上述境况有着清楚的认识，但他仍坚持以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统一到正确道路为首要任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味迎合工人阶级迫切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需求，以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平等为许诺，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团结一大批工人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这绝非长久之计，长此以往反而会削弱工人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工人运动在缺乏科学共产主义的指导下终将失败。实践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使马克思最终彻底战胜蒲鲁东主义。这充分表明，深邃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只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时间的锤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时至今日，蒲鲁东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与马克思所说的满足共产主义的前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尚未达成有着直接的关联。小资产阶级仍旧存在并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如何引导他们消除阶级偏见而走上正确的社会变革道路，是消除蒲鲁东主义影响力的着力点。一些看似现时代所独创的“时髦”理论，比如在劳资冲突问题上主张阶级调和、在经济制度问题上主张保留小私有制与实行平均分配、在社会组织原则问题上主张无政府状态、在政权问题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它们在精神实质和思维方式、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是同蒲鲁东主义一脉相承的。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借鉴马克思在与蒲鲁东主义进行论战时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策略手段，从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上述主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