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梁启超曾根据与外界的交流程度，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3个阶段。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研究中国的队伍和视野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汉学界读解中国提供了新的维度。

刚刚过去的一周，来自全球26个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31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智库学者齐聚北京。他们与17位中国知名学者在由中国文化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就“一带一路”与国际格局、中国道路与共同价值、知识分享与共同家园、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文化认同与共同遗产5个议题，展开深入对话。

文明史为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这届座谈会上，“一带一路”是中外学者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窗口，也是连接昨天与今天、大众与个体、现在与未来的“中国故事”的桥梁。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之外，与会的许多学者侧重以文化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交流、创新成为关键词。

“许多学者都会说，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再次崛起”。爱尔兰国际与欧洲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爱尔兰前财政部长与教育部长奎恩认为，理解彼此的历史和各自的文化特征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这需要诚恳地去评估我们在过去产生了怎样的交往，这种过去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塑造我们的未来。”

由此可见，历史在塑造文化认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自己就是这场巨变中的亲历者。40年前，他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来到北京郊区的上地大队，40年后，这个小村落变成了中国的“硅谷”。假如没有这样的对比，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巨变的意义。他感到文化与历史息息相关，文化与文明的成果，实际上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历史的积淀。“如果我们没有历史记忆，就很难理解我们的文化，形成文化的共识。”

“中国何以如此多元复杂？”这是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所长稲畑耕一郎提出的问题。他从正在翻译的《中华文明史》中得到启发，“文明史为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以茶文化为例，分析了茶叶如何影响了日本，贸易又如何在17世纪到18世纪引发英荷战争，以及近200年来的东西方文化冲突。“而考古学的成果证明，文明史全球化的倾向从远古时代就有了”。稲畑耕一郎说，文明之间的影响绝非仅仅是单向的，对全世界造成影响的中华文明本身也受到了不同国度不同文明的启发。

民间交流是再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

学者们对历史的梳理和读解为在当代寻找共识和认同树立了一面镜子。他们普遍承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走向“同和”，这是历史的趋势也是无法阻挡的发展之路。但在这个进程中，各国各地的主张和利益盘根错节、相互影响，民族纷争、环境污染、经济差距等问题成为挑战。面对这些课题时，最不容小觑的是中国的影响。“中国人口占据世界人口的1/5，中国版图是欧盟的两倍，因此任何忽视中国存在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稲畑耕一郎说，我们恰恰需要的是“对中国的再认识”。

再认识中国有很多方式，人与人的交流可能是最直接作用于心灵，也最容易取得认同的。许多与会的学者都不止一次到访中国，还有一些人曾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过。正是这样最直接的接触，让他们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阿尔巴尼亚阿中文化协会会长斯巴修通过译笔把莫言介绍给阿尔巴尼亚的读者。上世纪70年代和本世纪初，他曾两度在中国生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与中国有着非一般的关系，艺术团、电影等频繁的文艺活动使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了纯朴的友谊。直到现在，许多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曾向我谈起那个时候。”斯巴修关注的是新的时代如何继续保持这种友好的持续的交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汇聚成一个差异性交融的广阔场域，文化认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又很敏感的议题。”

“当中国人带着资金、技术、设备还有自己的价值观、发展模式融入世界时，人家会乐意得到投资，但未必会乐意接受你的文化和价值观，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反感和抵制。”斯巴修说，“要实现‘一带一路’的宏伟目标，需要寻找和尊重共同的立场，重视人文交流，这里面除了官方还要发挥民间的作用”。因为文化往往是最好的粘合剂和缓冲地带。

“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五通’，我认为在落实中应该重视民心相通，没有民心的相通，其他方面很难顺利展开。”越南社科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以中越交流为例，认为有3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学生到东盟留学与东盟留学生到中国读书的数量上差异较大，二是“一带一路”的宣传要着重向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海外中国人倾斜，三是更充分地强化学术交流，发挥学者、智库的作用。

与时俱进的汉学研究视角更多元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提出，一代人国际视野的形成是世界局势、国家战略和个人教养相互激荡的结果。“今天中国人确实是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世界了。但对于世界的想象有所凸显，也有所自闭。”

以新的眼光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呼应。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正在研究中国的“千禧一代”（80后、90后）。“每个国家都依靠年轻人发展未来，中国的千禧一代面临更多挑战。他们将会成为中国的生产力最高的一代，但人口红利的释放终有限度，千禧一代需要更聪明，生产力更高，更有创新意识，更关注环境，肩负更多的责任。”

“文化的创新首先需要眼光，其次需要胸怀。不同文明交汇的地带是文化创新的土壤，它引起人们的兴趣、陌生感、想象力，将文化遗产转变为我们今天文化创作的资源，特别是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形成当代的文化的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看来，“一带一路”也是一条艺术的交融创新之路。

“‘一带一路’向世界提出了中国方案，而这个方案将通往一个彼此尊重、共同发展的家园。”这成为与会者最大的认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预示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意义，也为学术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自1814年，法国汉学家雷慕莎在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课堂算起，专业化的汉学研究已经走过了200多年。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让人再次看到汉学或者中国学研究的与时俱进。视角更多元的汉学研究，伴随着中国发展的历史契机，无疑将迎来新的春天。